| 在莆田半年的拜师游学，是其儒道释融会贯通、三教融合于心，“洒然融释”之时。朱子自谓只有“心不固滞”，因势利导，最终才会别开生面，步入新境。1161 年阳春三月，《观书有感二首》等几首为学哲理诗，正是“儒中之禅也”。借诗说禅，诗作“与佛门禅悦相表里”，即景物与哲理难分彼此。朱熹认为“为学不靠实”，“便如释老谈空”，因此要“格物穷理”，为学不能“自限于默坐澄心”，而必须时时有“源头活水”不断注入。1161 年五月二十六日李侗复函，为之宽慰、赞许，“甚善、甚善”。完全可说，正是莆田求学之行，使得朱熹困途知返，融会贯通，归依正道！《朱熹与仙游》一书，正是站在这一历史高度，审视和介绍朱子在仙游的教育活动与传承的。 朱熹毕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所以《朱熹与仙游》主要笔墨，正是着眼于教育的。介绍了朱子当时在仙游的传承和弘扬。 该书还记叙了一些留有朱熹的足迹仙游古书院，如枫亭塔斗山的会心书院，朱熹曾设“隐晦台”讲学，并题写的“敬义堂”匾额。东山寺位于仙游县度尾镇东山之巅，朱熹曾“东山书院”住院讲学；榜头有朱紫阳书社，朱熹书题“澜斋”匾额，后人就把朱熹讲学寓所改称为“朱紫阳书社”。 《朱熹与仙游》作者还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与朱熹有关的人和事。如朱熹一踏上枫亭地界，就迫不及待地寻访蔡襄遗迹。他特地造访了蔡襄故居、祭拜了蔡襄墓等，写下多篇蔡襄书帖帖文。还讲述了朱子与时任仙游县衙官员的关系，介绍了朱子借鉴仙游知县正经界的成功经验欲在漳州府任上实行正经界的全过程等等…… 《朱熹与仙游》的突出亮点，还在于明确记载了朱子与仙游朱氏“族人”的交往史实。明万历三十年(1602)，朱熹二房朱埜后裔由建阳南迁至仙游大济三会岐山村，成为莆阳大地上唯一一支朱文公的嫡传后裔。朱熹生三子，曰塾、埜、在；大济朱氏为仲子朱埜这一脉。枫亭镇朱寨是福建省内朱姓聚居最大的村子，这里三个行政村九成村民姓朱，加上分散到周边村子居住的村民近二万人口，堂号称钱江。书中还有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如宝佑五年(1257)，朱熹的曾孙朱浚，担任仙游知县，留下了极好的口碑等。 朱熹除了亲自在仙游讲学之外，在其他地方为官讲学时，也曾广收仙游门徒，尤以余元一、余崇龟、林澧、林得遇等人为着。这些人，书中也都作了专门阐述。 朱熹与莆田的不解之缘，他对莆仙文教的贡献，莆田臣民记在心头，回馈有加。他晚年遭到无端诋毁、“逐熹之骤”时，仙游人郑侨则挺身而出，极力为之剖白，“四入札奏留”。郑侨为南宋名臣，比朱熹晚两年出生，又迟两年辞世。朱子的谥号“文”，也与莆田名人紧紧关联。朱熹去世后，朝廷热议朱子的谥号问题。一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23 岁的刘克庄挺身而出，代父起草了一篇着名奏章《侍讲朱公覆谥议》。他力排众议，认为朱熹“以圣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归约。原心于杪忽，析理于锱铢，采众说之精而遗其粗，集诸儒之粹而去其驳。”“讲学之功深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实也。”由于刘克庄据理力争，言辞中肯，终于为宁宗皇帝所采纳。嘉定二年（1209），赐朱熹谥号为“文”。世称朱熹为“朱文公”的称号即由此而来。这些都是莆仙仕民引为自豪的文化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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